良渚论坛

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
美国公共管理学会前主席哈维•怀特：治理强调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在减弱，从某种意义来讲，治理需要政府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发挥更强的作用。他提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性价值观正在被私人部门的价值观所替代。为了挽救政府的公共性危机，哈维•怀特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将“公共性”回归到公共管理中；二是接受社会契约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原理；三是设计强调“共同善”(Common good)的公共管理课程。

公共管理的知识是否具有普适性？

中国美国《公共管理评论》执行主编乔斯•拉德谢德：“公共管理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执政的艺术、工艺、以及科学，并力争发展纯科学以及应用型知识，用来服务于国内、国际学术界和施政者的广阔领域。参与这一领域的人（以及他们的实践）是随着时间和地域而不断变化的”。对于“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本质上需要跨学科研究的，它同时还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执政者、行政公务人员、咨询顾问、民众、利益集团代表等等）。同时，这一主题的研究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让建筑感动生活
将企业做大做强固然重要，但只有当企业行为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企业家的高尚品质才能体现出来。要成为一家有社会信用的企业，万科必须做好三个方面：实现客户价值、满足企业发展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王石论述了万科将如何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他提出了“住宅产业化”的概念，在住宅产业化情形下，节能、节水、节材，环保变为可能。同时，万科在鼓励民间NGO发展上也做了很多工作。【详细】

依靠城市资本的发展的杭州模式，带给我们什么思考？

罗卫东（浙江大学校长助理、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一般情况下城市发展依赖以下三种模式：1）依赖于初级资源的增长；2）依赖于物质资本的增长；3）依赖于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然而，杭州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杭州的发展依赖于社会资本，更加依托其本土特色。他从文化（南方地区文化交汇区）、产业（生活型产业，产业与消费者距离较近）、公民变化（更加关注生活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物理空间（公民交往方便）四个角度详细阐述了杭州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供大家探讨，比如：杭州的发展机制是怎么样的？杭州市政府在增加社会资本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杭州模式的可借鉴之处在哪里？杭州发展的生长性特点和制度保证是什么？【罗卫东讲话全文】

全球性危机寻求全球性回应

社会责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性的问题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总是全球性的，责任也全球性的。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原总司长、欧洲基金研究院执行院长皮埃尔•德福安先生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起源、危机处理方法以及全球应该怎样对这次危机作出回应。“金融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益事业，所以这项事业应当通过良好的有眼界的共识，而不是通过权力游戏来确立。”安东妮•萨缪认为，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让大家更加关注金融危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处理这次金融危机的时候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余逊达指出，金融危机来源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背后有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集成的危机，我们应该在一下几个方面反思：第一，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第二，如何修正、完善国际、国内和企业自身的监管机构；第三，如何更新我们的哲学，金融危机同时挑战了我们以前所建立的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生产过程和企业社会责任论

以自由主义观点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弗里德曼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让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但是，侯若石研究员在《企业的社会责任：2008金融与经济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还不完整，我们要重新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在他看来，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我们在强调物质生产部门的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了金融企业。他提出，“完整的公司公民化治理结构的概念是，包括投资者（即所有者）、劳动者、消费者、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在内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在评论时，安东妮•萨缪提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余逊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应该从生产过程、技术层面进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与企业的发展是同向的。社会责任在企业的生长过程中生根，内在于生产过程。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李金珊教授认为，企业在路行法律责任之外，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有二，首先是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尤其是相关者中的消费者，其次是对环境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政府形成双重压力》一文中提出，1980年代末，欧洲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首先是从维护消费者利益开始的。迄今为止，欧盟各国政府一直强调，履行社会责任是由企业自愿进行的。西方国家政府却是这场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早在1993年的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他们就把社会标准（即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与贸易挂钩，要求把社会标准纳入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意图在于强制执行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出现了新趋势。一是它的推行范围越来越广泛，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二是西方国家政府把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工作范围，政府成了这个运动的领导者，通过各国政府间对话向企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施加压力。她提出，不但要从生产过程角度认识企业社会责任，更要认识到与它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更为广泛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不能忽视在这个问题上所应该起的作用。

中国跨国企业和全球信任

张俊华先生做了《建立全球信任——中国“走出去”战略以及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影响》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走出去”的必要性以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两个不同阶段，从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安东妮•萨缪基于美国的经验提出，在美国，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信任也是一种资本，信任应该和营利处在同等地位。余逊达认为，在纠正企业社会责任上，文化层面是最难的，企业价值理念的转变是很难的，价值理念的重建非常重要，树立一个让世界接受的价值理念是很关键的。中国企业的问题主要出在监督，有效的、制度化的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将问责法律化而不是行政化。塑造好的环境，社会成员能够广泛的动员起来共同监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是分领域、分层次的。【详细】

杭州经济发展模式和组织创新
对杭州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和谐与创业相统一的内涵进行了提炼，即生活与创业的和谐、个体创业与整体发展的和谐、政府与民间的和谐、对外开放与内生创新的和谐。怀特教授对杭州市经济发展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表示出很大兴趣。蓝志勇教授认为“创新与和谐”的关系本质上……【详细】

治理的伦理视角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泰勒教授分析了儒家思想与建设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和谐社会建设对政府治理的角色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服务民众、促进社会公正、提高政府道德基准、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等。他还就孔子的儒家学说对西方公共管理的启发意义发表看法。怀特教授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文化相适应，儒学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对西方也有所适用，可以给西方的公共管理提供道德准则方面的借鉴，并且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是积极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正确的态度是拥抱并接受文化。蓝志勇教授也就儒家文化与泰勒教授交流了看法。

非赢利部门与治理

奥马•克里斯曼得逊先生做了《非营利部门与政府关系的转变：以冰岛为例》的报告。阐述了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冰岛中央政府和提供福利的第三部门之间的变化关系这个案例研究的初步结果。冰岛的非赢利组织在建立冰岛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积极作用，非赢利部门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继续发起新福利计划。而90年代政府强调正式契约似乎并没改变冰岛中央政府和非赢利部门的本质关系。哈维•怀特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合作过程中会不会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非营利部门的运行效率，运行一段时间后交易成本会不会发生变化？冰岛是个高福利的国家，国家作用巨大，是政府监管NPO，还是NPO自身监管？蓝志勇教授则提出，中国的NPO空间较小，运行力度不够，冰岛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政府创新与治理绩效

何增科教授通过对2000年以来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众多案例的经验研究，回答了地方政府通过创新来提升政治合法性是否可能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增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认为可以从发展经济、政治责任、权力来源、公益项目、廉洁透明、提高合法化程度等途径来提升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同时，在地方政府创新在增强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限度问题上认为创新的一致性受到领导人更迭的影响，并指出中央政府应在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提升政治合法性；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应有更多的努力；新闻媒体也应积极鼓励政府创新。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安佳•拉蒂嫩教授结合自己对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青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观察和研究，分析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并且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具体包括：加强与民间的合作；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鼓励创新等。

余逊达教授的总结

余逊达教授认为，本次论坛是一次高层次高质量的会议。可以从两个方面看：（1）高层次的会议：从参会人员来看，政府代表、学界代表、企业代表。（2）高质量的会议：与会代表的素质保证了会议质量。王国平书记对杭州市发展模式的总结不仅具有工作价值也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如用民主促进民生的战略领先全国，报告中把此探索上升到地区发展的战略，是非常有意义的。王石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企业家，而且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起带有作用的企业家，有较大价值。【详细】

斯密格罗先生的总结

金融创新与责任感的问题。自由主义导致政府监管的放松，雪球效应使得金融风暴越来越大。政府必须其实进行响应，解决金融危机。全球必须共同行动，来共同解决这个危机。在即将举行的东盟峰会，希望亚洲人能否认识到金融行业的监管问题，有必要制定相关法规或协议来规制这个问题。目前美国也正在举办峰会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政府必须加强责任感。企业也是如此，除了利润之外，还必须考虑社会效应。【详细】

查道炯先生的总结

讨论主要集中于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政府选举、全球化的问题（不仅经济全球化，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具体来说，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西方理论与儒家理论在企业社会道德方面的共性。蓝志勇教授与TAYLOR教授对儒家学说和东方文化进行了讨论。2.中国地方政府在创新和变革方面的努力。此类问题可就不同情景进行更多的讨论。3.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如对中国社区发展研究和西部发展，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详细】

李金珊教授的闭幕词

李金珊教授在最后总结本次大会的时候道明本次论坛的主旨，提出：“第一个目标是架起便于国内外学者在理论与实践、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交流的桥梁。这里非政府机构指的是私有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我们这样做，不是说这些团体之间毫无联系。事实上，中国政府大力帮助中小型企业发展。以浙江省为例…【详细】

专题策划：陈冬梅王帆
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州发展研究会、《杭州通讯》杂志社、杭州创业研究与交流中心 联合主办

备案证编号：浙ICP备05053181 浏览设置：1024×768 流量统计： 技术支持：华顶网络科技